從先秦至魏晉的千年時光里，中國人的思想智慧、典章制度，大多依托竹木制的簡牘留存。由于要靠人工手抄流傳，抄寫者增刪字句、調整篇章次序，甚至稍加潤色，就會在有意無意間造成了文本的差異。更有甚者，即便同一部典籍，也會因地域、師承的不同，衍生出諸多版本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“《春秋》分為五，《詩》分為四，《易》有數家之傳”的記載，正是這一現象的真實寫照。因此，較為原始的版本，就有了獨特的研究價值。

20世紀以來，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。一大批出土文獻，既可與傳世經典相互印證，填補史料空白；亦可實證歷史，糾正后世流傳中的訛誤。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竹簡，就為《論語》《詩經》的早期流傳與版本演變研究提供了新線索、新佐證。

《齊論語》比傳世本多兩篇

《論語》成書于戰國亂世，彼時群雄逐鹿，禮崩樂壞。秦統一六國后，焚書坑儒的文化浩劫，又讓這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遭遇重創。至秦末戰亂，天下紛爭，《論語》的抄本與諸多先秦典籍一樣散佚民間，幸而并未徹底斷絕。各地儒生以手抄、口傳的方式，將思想火種延續了下來。

《論語》的地位，很早就得到西漢朝廷重視。漢文帝立傳記博士，其中就包括《論語》博士。漢武帝不再設傳記博士，但《論語》《孝經》是學習“五經”的前提，這是當時社會的共識。西漢的揚雄就曾說過，“經莫大于《易》”，“傳莫大于《論語》”。

今本《論語》，全書共二十篇、四百九十二章，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的四百四十四章，記錄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的四十八章。而漢代的《論語》主要有三個版本：《古論語》《魯論語》《齊論語》。三者的差異，既體現在篇章數量上，也與流傳地域密切相關。

《古論語》共二十一篇，據記載是西漢魯恭王劉余在修繕曲阜孔子舊宅時，于墻壁中發現的古文版本。其最顯著的特征，是將今本第二十篇《堯曰》的最后一章“子張”部分單獨析出，另成一篇，有的抄本將其題為“子張”，有的則題為“從政”。《魯論語》共二十篇，因主要在魯地流傳而得名；《齊論語》則多了《問王》《知道》兩篇，總計二十二篇，是齊地儒生傳承的版本。

西漢安昌侯張禹曾融合《魯論語》與《齊論語》，整理出《張侯論》。作為漢成帝的老師，張禹在當時的儒生群體中地位尊崇，其整理的版本也被廣泛使用，沿用至今，這使得其他版本的《論語》日漸式微。此外，史書還提及《河間論》《燕論語》等版本，但早已亡佚。

考古發現的《論語》簡牘，往往能刷新學界的認知。1973年，河北定州的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了竹簡《論語》六百二十枚，是迄今已知最早的《論語》抄本，但保存下來的內容不到今本的二分之一，里面有“魯論”的字樣，一般認為它屬于今文《魯論》的系統。可惜因為受到地震的影響，很多竹簡都遭到了損壞。

研究顯示，海昏侯墓出土的《論語》是《齊論語》。因保存狀況所限，可釋讀的內容約為今本的三分之一，其中《公冶長》《雍也》《先進》《子路》《憲問》等篇目留存的文字較多。從形制來看，每枚竹簡約寫二十四字，以三道編繩連接；保存完整的篇首簡背面，靠近上端的位置會刮去一段竹青，再題寫篇名。由此推測，這部《論語》大概率是每篇獨立成卷的。

文本抄寫方面，海昏侯墓《論語》簡以分章另起一簡的方式書寫，文字嚴整，書風整體莊重典麗，不同篇章間略有差異，推測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但全書用字習慣高度統一，可見曾有人對用字進行過規整，而規整后的文本與今本仍有較大差別。最關鍵的是，簡文中保存了《智（知）道篇》的內容，以及一些不見于今本的文字。這些內容失傳于漢末魏晉，距今已有1800多年。

《齊論語》的傳人有王吉、貢禹、庸生等，其中昌邑中尉王吉與海昏侯劉賀的關聯最為緊密。劉賀居昌邑王位時，王吉正是他的昌邑中尉；這位因“賢良”被任命的官員，曾數次勸諫劉賀，且親歷了劉賀進京嗣位、被廢黜的全過程。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、海昏侯墓考古發掘領隊楊軍認為，作為《齊論語》最重要的傳人，王吉有充足的時間與條件將這部典籍傳授給劉賀。

《詩經》“全本”之說值得商榷

漢代，《詩經》傳承主要有四家：《魯詩》《齊詩》《韓詩》和《毛詩》。

秦代“挾書律”廢除后，漢初民間藏書逐漸復出。劉邦之孫劉辟疆封于魯地，其封國內的申培傳承《魯詩》；齊地轅固生傳《齊詩》；燕趙間韓嬰傳《韓詩》。這三家均為今文經學，獲官方認可，立于學官、設置博士，成為《詩經》學術的正統。

《魯詩》以訓詁與禮教為核心，注重字詞本義的解釋，保留了諸多先秦古義。嚴謹求實的學風，讓《魯詩》成為“三家詩”中最保守、也最接近《詩經》原貌的版本。相較而言，《齊詩》側重對詩義的引申發揮，尤其喜歡結合陰陽五行、天人感應理論闡釋，《齊詩》學者如翼奉、匡衡等，常借《詩經》論證政治得失、預測災異，讓《詩經》學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。《韓詩》則介于二者之間，既重訓詁，也講義理，還留存了大量敘事性解釋，更具文學性。

與“三家詩”不同，古文《毛詩》起初僅在民間流傳，其興起與劉歆提倡古文經學密切相關。所謂今文經，是西漢通行的隸書寫本，多由儒生口述傳承；而古文經為秦代以前的篆書典籍，多出自孔壁舊藏或民間獻書。為獲取官方博士官學地位，兩派學者一度興起“今古文之爭”。王莽改制時，《毛詩》曾短暫立于學官，東漢后又被廢除。但因其注釋體系完整，加之東漢鄭玄作《箋》，《毛詩》逐漸成為主流傳承至今，“三家詩”則早已失傳。

海昏侯墓出土竹簡中，《詩經》簡約1200枚，是數量最多、保存相對完整的一部分。這批竹簡原本存放于四個漆笥中，出土時漆笥已腐朽，但竹簡基本保持著原有次序；簡文以漢隸書寫，墨跡清晰，每枚竹簡長約23厘米、寬0.8厘米，有3道編繩痕跡，每簡約容字20至25個。簡文分為篇目與詩文兩部分，篇目簡采用分欄書寫的形式，多為4欄，每欄約20字。

簡文中“詩三百五篇，凡千七十六章，七千二百七十四言”的記載證明，至遲在西漢中期，《詩經》已形成“三百五篇”的規模；而“千七十六章”（1076章）的記載，與今本1142章相差66章，這一差異，為研究《詩經》分章體系的演變，提供了線索。

海昏侯本《詩經》的文本形態，兼具西漢早期特征與獨特性，與傳世本既有重合，也有顯著差異。

在篇數與分類上，海昏侯本與傳世本高度契合。簡文明確記載“頌卌扁（篇）”“大雅卅一扁（篇）”“國百六十扁（篇）”，據此推算《小雅》應為74篇，總數恰好305篇，與今本《毛詩》完全一致。這表明，至遲在西漢中期，《詩經》的基本框架已趨于穩定，并未因手抄流傳而出現大規模的篇目增減。

但在章節劃分上，海昏侯本呈現出更早的形態。今本《毛詩》共1142章，而海昏侯本僅1076章，66章的差距，根源在于分章標準的不同。今本多以四句為一章，海昏侯本則可能以二句或三句為一章。這種差異不僅是文本形式的區別，更可能影響對詩意的理解與闡釋。

文字內容上，海昏侯本與今本也存在少量區別。如竹簡《周南·葛覃》中的“維葉崔崔”，今本作“維葉萋萋”。“崔”與“萋”音近通假，這類差異或因古今字、通假字所致，或為傳抄錯誤，卻為考證《詩經》原貌、糾正傳世本訛誤提供了依據。

北京大學教授朱鳳瀚在接受采訪時認為，海昏侯《詩經》可能屬于《魯詩》系統。“這主要基于墓主劉賀的老師王式是《魯詩》大家的史實，而且海昏侯《詩經》與屬于魯詩系統的漢《熹平石經》殘石詩經之間存在重要關聯與吻合處。”

近代以來，考古出土了多種先秦、漢代《詩經》簡牘。1977年出土的“阜陽漢簡”，包含《詩經》六十五篇，可能不屬于齊、魯、韓、毛任何一家；2015年安徽大學入藏的戰國“安大楚簡”，有《詩經》五十七篇，作為戰國文獻，自然也與漢代四家詩無關。但這兩組簡牘的存篇僅有五分之一，完整性不足。

最近，海昏侯竹簡有全本《詩經》的說法一度沖上熱搜。朱鳳瀚表示，海昏侯墓出土的《詩經》只能說目錄比較全，但是出土的漢簡中比較完整的不到十分之一，而內容部分也損害極多，考古與修復人員目前仍在修復清洗，要等到完成全部脫水、修復和封護工作后，才會有最終的研究結論。由此可見，即便隨葬時是全本，并不意味著今天我們還能看到全本。

不必盲目崇拜出土文獻

中國最早的古籍是書寫在簡冊上的。按照《尚書》中周公的說法，“惟殷先人，有冊有典”，商代就有簡冊，記載了商湯滅夏的歷史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“冊”字和“典”字，“冊”象竹木簡編連成冊之形，“典”則表兩手持握簡冊之意。相比于占卜的甲骨，簡冊可以記錄的文字篇幅更長，能表達的意思豐富得多。可惜簡冊由竹木制成，不易保存，而且在商、西周時期數量不多，迄今還沒有發現實物。

戰國秦漢時期，簡牘帛書仍是書寫的主要載體。近百年來，全國出土了大批戰國秦漢簡牘帛書，其中有數十萬枚文書簡，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古書。簡帛古書在兩晉之際逐漸被更加輕便的紙本寫卷所取代，卷子抄本在唐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后，又經五代、宋人校刊，以紙刻本的形式逐漸定型。

文獻流傳的時間越久，越容易出現失真。如今所見的古代文獻，文字訛誤、文句顛倒、篇章脫漏增益、記事偏差，甚至被隨意增竄改作的情況，比比皆是。而出土文獻因長期埋藏，得以保留更原始的面貌。

“古來新學問之起，大都由于新發現。”王國維在20世紀初，利用當時新發現的甲骨卜辭撰寫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》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》等論文，證明了《史記》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確，并由此推斷出“夏后氏世系之確實”。這一論斷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《吳孫子兵法》八十二篇、《齊孫子兵法》八十九篇，分屬孫武、孫臏，但因《孫臏兵法》失傳，學界曾爭議孫子是一人還是兩人、《孫子兵法》是一書還是兩書。1972年，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《孫臏兵法》殘簡，這一爭議才迎刃而解。

《文子》《尉繚子》《鹖冠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六韜》等書的真偽問題，也曾長期困擾學界。1973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《晏子春秋》《文子》《太公》，同年長沙馬王堆墓出土《鹖冠子》殘簡，不僅深化了學界認知，也矯正了部分研究思路的偏差。

目前，學者主要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傳世古書中的疑難字詞，并結合出土文獻以探究古書的體例、真偽、流傳等問題。比如，被列入高中語文教材的《觸龍說趙太后》中有一句話，今本《戰國策》寫的是“左師觸詟愿見太后，太后盛氣而揖之”，而《史記》寫的是“左師觸龍言愿見太后，太后盛氣而胥之。”后世研究者旁征博引，多認為“觸龍”是正確的，但沒有直接證據。20世紀70年代，湖南長沙馬王堆墓出土的帛書有《戰國縱橫家書》，相應的文句寫作“左師觸龍言愿見，大（太）后盛氣而胥之”，成了鐵證。

但這并不意味著出土文獻一定優于傳世文獻，二者的價值需要具體分析，理性看待。由于出土文獻的零散性和釋讀的不確定性，很難將其作為系統性資源來利用。此外，古文字的釋讀和理解往往眾說紛紜，甚至專業人士都難以達成共識，更不用說讓其他學科來充分利用這些資源。

同時，傳世文獻的價值應該得到充分尊重。山東大學教授、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趙生群指出，傳世文獻歷經千年流傳，并非簡單的“以訛傳訛”：漢以前的文獻，大多經過前代學者的校勘整理，他們廣校眾本、核定篇名、梳理篇次、考證真偽、校正異文、補充脫漏、刪除重復、保留歧異，涉及校讎、辨偽、輯佚等多個維度。“可以想見，這些經過認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會是一無可取的。另外，出土文獻本身也有各種復雜的情況，不一定十全十美。所以，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，本質上應該是互補互證，不能絕對地劃分高下優劣。”

“我們要認識到，古代文獻在流傳形成的過程中難以保持其原貌，這是‘自然的’，并非我們‘上當’、‘受騙’了。”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曾舉例說，在魏晉時期出現的偽《古文尚書》，對于掌握《古文尚書》有其史料價值；而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考古發現的《死海古卷》，對于研究《圣經》的流傳形成有巨大的史料價值。

因此，只有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研究，才能更接近歷史的真相，讀懂那些穿越千年的經典，賡續中華文脈。

當今的出土文獻研究，已經發展成為需要各方面專家通力合作的跨學科領域，需要古文字學與歷史學、考古學緊密結合，文理交叉，文物整理保護與研究并重，實證研究與理論創新并舉。解讀出土文獻，追尋文明的印跡，終將服務于文明的傳承、發展與再造。

文保人員在進行竹簡保護工作。（□新華社發）